昨天，与办公室的大姐关于通讯费用报销的问题，有几分钟激烈争论，但大家都没有把道理辩出来。而对于这件事，老汉自认是十分郁闷的。事情缘由如何，且从头另讲起。

通讯费用可以溯源于固话紧缺的时代，当时多数单位的中高层干部都给予公费安装分机，或可以报销话费。直至BP机流行及手机初兴起，仍属资源短缺，同样只有少部分人享有这种特殊的公费待遇。进入新世纪，手机已不断普及，话费也不断下调，（平心而论，以话费与电费相比，话费标准至今还是极高的），而那些享有话费报销者，如果仍按手机使用初期那极高的费用标准来报销，是极不合理，部分人已利用原来的标准大量的余额空间移作他用，这违背了话费报销本身的意义。而另外的大多数，手机同样用于公务联络，却要自负费用，同样也不合理，故部分人以费用自负为由，拒绝公开手机号码或不接听。而一些人更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报销资格，它们游离于制度规定的标准之外，至于标准的高低,关键在于其活动的能力。

基于这些原因，老汉一直积极推动话费改革，至前年借单位全面启动制度修订工作，对原报销标准进行了全面修改。新制度修订的原则体现为：削峰厚底，纳入规范。即把高额的标准大幅削平，制度内的下调了20—40%不等（由于同时取消原来的固话报销，实际下调超过25%），制度外的部分人甚至下调75%；普通管理人员每人给予了50元的限额；同时消除了制度外的报销。本来，老汉自认为做了一件好事，中高管理层降低标准，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管理人员都享有同等报销待遇，也算是一项惠民措施，（而所增加的成本也远超于原与老板汇报的预算水平）。后之的事，老汉则始料没及了，令老汉深感做一件好事，其实也很难。

对原来的标准进行削平，伤及人家自然不会赢得喝彩声，之前有过一次调整，把固话费并入移动话费，体现的却是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对另辟门径报销的，更是减少了潜规则的空间。但此次反应更大的,却是普通报销的50元话费，当时最初的考虑是，50元刚好是作为全球通的月租费，且此50元现也已作为话费返还，体现的正是对公用通话补贴的目的。但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很多，因多数人使用大众通、神州行等，每月费用尚不足50元，如果为了50元的报销而改用全球通，且每月费用超限于50元，这是多数人所都不愿意的。实说在，这一点，制订制度时，是有些考虑不周的，致最后修改为可按充值发票限额报销。这个改动，于老汉心中其实又有十二分不愿意：因为它已经开始改变了话费报销的初衷，把报销目的在于补贴公务通话，结果却滑向了当作福利的方向，之后与大姐的争辩，问题也正在于这。她转述财务的说法是，反正都是50元，为什么不能直接发到工资内去？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50元发到工资里去，那么中高层领导的报销标准，是不是也按限额发到工资里去？在老汉眼里，如果真的这样，那才是真正的不公，虽然老汉也会成为受益者。要知道，目前改革的大局举步维艰，正因为不管向左还是向右走，既得利益者都能把舵转向对其有利的方向。此次报销标准的调整，能做到削峰厚底，老汉自认已是一种进步。当然，老汉也很清楚，50元对很多人来说，它并不在乎，距离目标要求太低了；且得陇望蜀的贪婪也完全符合人性，但在望蜀的过程中，把既得的陇贬个一文不值，是很不厚道的，毕竟这个陇也是几经努力才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