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争回来的，这让老汉着实深刻感受了一回。

通讯工具从固定电话—BP机—手机的进程中，公司一直让部分人都享有通讯费用报销的待遇。在资源越是稀缺的年代，越需要特权才享有资源，且都有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工作需要。谁的工作最需要？自然而然的，是领导优先，中层干部次之，至于一般管理人员，特别是生产工人，一直都被排斥于。当然，这也是出于企业的实际情况考虑，毕竟费用报销不是福利，不可能利益均沾。但在这种看似合理的状态，其实也包含着不公平。一些人忿忿不平的把手机号码当作隐私，拒不透露、不接手机或关机，都有其正当的理由。当然，更有人没有搭上报销费用这趟车之后，更多的想到去找黄牛党或列车员补票，毕竟人是社会和组织中固定的一个角色，不可能不让同事等打电话来找的，但这更加剧了暗箱操作下的不公平和不规范，不是企业管理之道。

借前年单位对企业制度全面进行修订整编，老汉几经请示领导，终于实现了一点理想的公平，把原来已有的报销标准大幅调低，毕竟近年来移动通讯话费在不断降低；把原来不参加报销的，纳入到标准之中。当然也设了些层次，而最大范围的是每年限额600元，相当于月均50元。当时这个标准的考虑是，50元足够支付全球通的基本月租，且当作通话费。但制度出来后，却遇到尴尬，很多人都不当成是一件好事，因为制度要求报销发票实名制，但多数人每月费用不足50元，并不使用全球通，而是使用大众卡等，很难为了报销去更换手机消费模式。而要求实名制，考虑的只是在于堵塞漏洞，避免出现正是类似阿扁的国务机要费，纯属以单充账，而非实际产生的费用。而引发反弹最大的，是原先就已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报销，且不需要用实名制报销的，新制度的实施等于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故制度一出台，反而引发部分人找领导投诉上访。嘻嘻，好心不一定就有人领情，也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的。多次提出意见，终久是有效，周一，老汉为制度补充了内容，对600元的报销不再设限为实名制。但这多少改变了我修订制度的初衷，已真的演变成了一项福利，甚至所提的意见也把它当作了一项福利，这非我所愿也。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目前中国的移动通讯费用，委实十分昂贵。以老汉较低的利用率来计，也与家用的电费相当，要知道，家中电费承负的是照明、电脑、热水器、冰箱、微波炉等大量的电器，而手机仅仅是每天打几下讲几句话，以此相比较，确实很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