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熊培云《我为什么写评论？》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 现在需要的是评论。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世纪。显然，该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在我看来，写评论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文字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而且，既然你不希望你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不要试图去带领别人，每个人首先要学会带领好自己。写评论也罢，不写也罢，重要的是，你对周遭的事物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在此意义上，写作也是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地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虎照门已经司法终审，似是尘埃落定，今天有网民评其为双赢：所有管理部门人员全身而退，正龙挣了个缓刑重获自由回家，丝毫不影响就业、迁升、退休养老。老汉还认为，以其知名度与性格，说不定还可以再找几个媒体收点采访费，或出几本《与虎照不得不说的故事》的书，照样名利双收。但事实呢？老汉去年在此著文声称结局为之多输，时至今天，于老汉充满悲观的眼睛看来，依然照不到一丝赢的喜悦，所以还得固执地继续声称为之多输。

且先从无关者说起吧，诸多争取到真相答案的网民，及所有观众，看到造假者今天的下场，本该是值得庆幸的事，一年多的口诛笔伐，终于没有白费。但从媒体字里行间，到网友对“双赢”的评说，都可以感觉到，心中的失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虽然已将当事人绳之以法，但案中诸多细节疑点，却是从来也未在网友中厘清过，那是连火星人都知道，一个乡巴老农什么时候这么潮过，会把高科技数码产品玩得如此炉火纯青，（至于法官知不知道，那就不清楚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大伙宁愿受罪的只不过是一只代罪羊，也不会承认那是事实的真相。

就当事人言，如果他是罪有应得，那当然就是输了；而若背后另有隐情，他只不过是台前被人操纵的提线木偶呢？那更是件值得可怜加可悲的事情了：每次受伤的为什么总是农民？人家的筹码只需区区的两万元，就可以将其命运放在赌桌上任人押注，赢了，人家是什么国家级保护区，财源滚滚、风光无限；输了，自己背着大锅，坐牢去。所以这场戏，从一开始，他就是被2万元饵钓上钩的鱼，已完全不能自己。

至于那些全身而退的一干人等，在这场输掉的戏中，不错他们还是赢了，因为即使是被免职了的，明天依然可以暗地里另找高就。但其代价却同样是惨重的，输掉了的公信力，赢得的世人嘲笑，绝不会因为戏落幕而棚拆人散。在世人未获得认可的真相之前，老汉相信故事还会一直沿续下去，甚至在历史判其有罪之后，还会继续受人嘲笑。如果这样也认为是胜利，那老汉也没折了，因为如果他们所固执追求的就是要遗臭万年的话，只好由它去了。

作为一项亲民措施，个性化车牌重现江湖。本来，作为暴走族的无车之辈，与之毫不相干。而新措施提供自编车牌的机会，与之前只提供车号四选一，公众喜爱的靓号却留在拍卖场上创造无本之暴利，美名曰“吉祥号经济”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但谓之“个性化”的自编号，却又要在几选一的设限中选择，其逻辑关系的自然矛盾，这个结打得实在到紧，令老汉百思不得其解。再看看媒体大肆宣传的那些所谓的个性化车牌，尽是168、888、999，只不过是大众喜爱而以前比中彩还难得一见的靓号码而已，至于算得上什么个性？也令老汉搔破了头皮。如果我们的民族所追求的个性，仅仅只是这些，在这创新作为竞争力的年代，我看那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了。

个性化车牌号首现于2002年，但在仅仅的几个试点城市的仅仅几天里，该政策即已寿终正寝，短命得令人惋惜。但对于主管机关宣布狠心结束其生命的原因，老汉却至今也不认可，以至今日特意对新政重提旧事。当日个性化车牌号的推出时，让那此大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国民们实在太有才了，什么“SEX”、“TMD”、“TCL”、911等蜂拥而出，令他们自觉有损颜面，以致今日要到深圳才能偶见当年一点孽种残留。但其实再细想想，即使是“SEX”、“TMD”、“TCL”、911等等，又何罪之有呢？车牌写着“SEX”就算犯罪，身上整天带着犯罪的工具，在床上真枪真刀的实操，那又该算是什么？“TMD”又为什么不能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李宇春“甜蜜的”，或“邰梅兰”、“唐魅力”等等诸先生女士的拼音简写呢？“TCL”之类，开自己的车替人家做广告，没收到代言费还亏了；至于911等特殊数字，那又何犯不是一种纪念呢？问题的好坏，与选用什么号码无关，有的只是站在那个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肮脏？

此次新的个性化车牌，较于2002年，委实算不上突破，相反还有大段距离。于老汉看来，所谓真正的个性化，那就是，除了主管机关便于管理的，如“粤A”代表广州的专属号，与那些横冲直撞、自号一哥的特种编号外，在限定的字数或字母数之内，只要之前没有人先手获得的，都应可以任人组合选择，即使我只选择了“A”或“1”，也悉随尊便，那才叫“个性化”。而我也相信会有那一天。

    17日广东省发布情调报告，认为今年的春运危机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时，我觉得不堪一笑，跳读而已。这个简单的结论，还幸亏得到多位专家几个月来的辛苦研究，真是有劳了。

    这个结论，说的并没有错，但非是老汉狂妄，于春运危机爆发之日，老汉我早认识到了。今年春节前开始遭受冰灾冻害，同事们四处分头抗灾，在之前的博客也作了论述，老汉虽没能奔赴前线，但也一直坚守在办公室内加班。已忘记那天的具体日期，时诸位同事正在韶关各公路、铁路上排险，确保春运交通顺畅，当日老汉也守候至天黑了才下班，但因小孩放假无人看管，妻子把她带去了娘家，害得老汉饥肠辘辘，却又无饭可餐，只好在路旁的兰州拉面馆将就晚餐。坐下来之后，即见去年新分配的一湖南籍小伙子，携带着的两个同学，一男一女，情侣模样，也一起来就餐。大家一见相识的就坐在一起，一坐下，他那同学立即讲起刚刚从火车站上退下来的遭遇，说在人堆中挤了6个小时，移动时脚都沾不到了地，结果还没挤上车，只得退下来，先找了同学休息一下；听说火车东站那边较好上车，准备吃完饭后，再从那边挤，目标只有一个—回家。他那股坚韧的劲，很是让我佩服，不过我也明白，他不回家去，还能干什么呢？他工作在深圳，但那里没有他的家，现已放假了，厂也已回不了，寄在同学处，倒不如挤着回家好。我问了同事，他也要回家，只不过现在难回去，等过了年初一再走就容易多了。在吃饭之间，我严肃地说，春运这个词只要还不断出现，就说明改革的目标远未完成，它源于一是区域经济的极不均衡，造成大量人口为了一口饭而迁徙，一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只是找饭的地方，而不是归宿的家。两个小青年不知听懂了没有，点着点头，在餐后，携着行礼又迅速地消失在夜色里去了。

    其实并非我有什么高深见识，实在是这个结论太浅而易见了，只要你曾是在春运中匆匆赶路的一分子，都很容易体会到的。以我在单位为例，国家未实施货币分房之前，单位进行的住房分配，几十年间都要求一定是夫妻双方同为广州户口才有资格，这造成了很多职工无法落户广州，退休时只得卷起被席回家乡去，因为那里才有他的家。而这些人自然也会是春运的主力军。而老汉初毕业的那几年，广州也一直找不到归宿感，有一次发了张表要填家庭地址，我愣着头问，是否可填乡下的地址？因为记在心里的，父母住的地方也才是我的家。故春运时不回家，同样还能去哪里？

    当然，我们应该说，中国社会还是不断在进步的，虽然二元社会，比如户籍制度、比如员工身份等仍根深蒂固地阻挠着社会的发展，但还是在一点一滴地崩溃之中。比如实施货币分房后，已使在城市中安家的依赖是资金而不是户口，老汉认为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春节前讨论工作安排时，整个部门人员清点了一下，我才惊觉，有回乡探亲需求已只剩下老汉我一人了，其他的不仅在广州安了家，父母也多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与初毕业时的春节前，彼此互问的都是几时回乡已不相同了。

    至于有同事在哀叹，还是国人穷，如果有钱了大家都坐飞机，岂不是没事了。老汉笑那是把问题看扁了，有钱时守在家里就很好了，还出来混干吗。

    知道叶灵凤这个名字，还是拜鲁迅先生所赐。与知道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名字一样，都只源于中学的语文课本，所收编的鲁迅作品中，这些人都被鲁迅点名痛骂，要不然可能还未得闻其名。所以一提起这些人来，对这些名字的理解，出于课本中的注解，代指意义就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御用文人等等，一无是处。

    不过，较之于林语堂、梁实秋等，叶灵凤的名字确实要陌生些，读过他的作品也仅仅是那篇《憔悴的弦声》，其它的全无了解。直至前日读到一篇文章《叶灵凤和他的书》，该文章未见有一句恶语相加，相反倒是读出一段关于他为什么戴了那么多荆冠的公案来。

文中称：叶灵凤早年主要的作品是小说，重性心理分析，和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可划为一类。二十年代末，运交“华盖”，和鲁迅结上了梁子。这不能全怪鲁爷，叶在自著小说《穷愁的自传》中主人公有这么一段：“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这个娄子捅得很大，鲁迅在好几篇杂文中对他痛下辣手，甚至对叶灵凤模仿比亚兹莱风格的装饰画和插画也斥之为生吞活剥，并封个“新的流氓画家”的尊号给他。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里，把叶灵凤说成是汉奸文人，这一直让他耿耿于怀，虽然后来的注释摘去了这顶荆冠，可惜他已来不及看到，此时他已经去冥土旅行好几年了。

    所介绍这段公案是真是假，我无能力勘辨，在未获其它反驳之前，就暂且当它是在解释叶灵凤获得荆冠的真实原因吧。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个人的恩怨，最后发展成全民公敌，也应不仅此一遭吧。只因为我们所受教育的学理为战争年代的逻辑：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朋友（这里或应叫导师）的敌人也是敌人。至于真相与真理，根本没有存在与理会的意义，所以拼命涂抹，直到化妆成符合宣传的需要为止，而我们一伙愚民黔首，理所当然的找不着北，紧跟着指牛为马，（这年代鹿不容易找啊）哪一天真个需要上战场，就骑牛冲锋陷阵去吧，那管得让天下人、让墓地里的先人以及子孙后代贻笑大方。所以今天再读这段公案，意义已并不再重要了，叶灵凤也只有自认倒霉罢，谁叫他相轻的都不看对象，真叫有眼无珠。而能让我悲从中来的是，我们到底在读些什么书啊？所谓学理不与世事同，原来真的这么不同，那么十几年辛辛苦苦读得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真教人越发糊涂。

    随着五一的过去，与天灾降临，抵制家乐福事件正逐步退出记忆。而我此时重提此事，倒有些老得掉牙了。能让我拾起此事的，是今天看了一份上月的旧报纸《中国经营报》，介绍家乐福从4月10日开始的危机公关处理方式：沉默是金。

    五一前，大家在网上疯传各种事关家乐福的谣言及号召抵制的帖子，我觉得十分的不理性，甚至有损于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同时觉得家乐福很冤的，不幸成了那些所谓爱国者的发泄对象，所以奋起作反宣传，不断在Q群上反驳网上谣言的荒谬。但直至看这篇文章时，我的态度真的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而这一态度，与政治、体育等等所有能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无关，仅仅是因为家乐福的经营手法，本身就非常值得反感。

    报上称，家乐福认定能长期扎根中国的根本原因，更看重的是政府的态度与支持。所以，它对在国内发生的诸多事件，如重庆的踩踏事件、矿泉水菌落总数超标等等，它都不作回应和澄清，基本都选择了沉默是金。而事实也是这样，抵制家乐福事件的快速平息，在于国内部委的善意表态（报中还称，内部甚至通报对媒体实施了封口令）。家乐福或许非常谙悉国内经营生存的生态环境，走高层路线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也绝不敢揣怀恶意地胡乱猜测，家乐福背后是否存在收买的黑手，但我却不断地跳出一个疑问，保护伞下就可以妄顾民意了吗？作为一家经营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敞开大门做生意，每一个市民（甚至每一人中国人）都应是家乐福所期待欢迎的顾客，也即上帝了。而当民间（也即上帝群）出现抵制的呼声与情绪时，是该向上帝作出善意的回复，还是找把保护伞来挡下风雨？整个事件，可以说，家乐福选择了后者，而无礼了上帝！（这也是我之前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事情已经闹得那么凶了，怎么就老不见家乐福方出句声？）

    正是家乐福选择线路上的问题，让更多的国人感觉到它的傲慢，才使事情越演越烈，从这个角度看，家乐福活该给抵制。这样的超市，也只会令我憎恶无比。

   留言所指，正因是公众人物，这才会成为事件，如果是普通人，大家当然是一笑而过。因为网上很黄很暴力的多的是，早已审美疲劳泛不起一点波澜。其实，大家的视角不同处，正在于公众人物，如果视公众人物也如普通人，他们当然在“艳照门”成了绝对值的受害者，不会波及其他人。而事实，真的能当她们是普通人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公众人物是生活在玻璃屋内的，毫无隐私可言，所以密室活动突然变成马路行为是完全可以预知；而公众人物本身也不断在操纵利用大家对其的关注，为其新作品大肆炒作制造人气。当日，狗仔队狂追王歌星生女事件，看已似极不道德。但之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专门邀请双方进行讨论，结论也只是双方应如何保持最佳距离，留些空间可让大家各找到饭吃，而不是单方面的批评。

   我不予同情的，在于之前已经指出，公众人物是社会的一种标杆。如某已出来露面的所谓受害女星，之前出席什么校园开学礼之类，明确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等，以此营造玉女形象赢得粉丝。而现实的一面又是如何？如果台前扮玉女，台后做荡妇，大家知道真相后，不吐口水、扔石块才怪。正如当日听一首戒毒的流行曲，而唱歌的陈歌星却因噬药而逝，心里充满了受欺骗感。而今，以玉女们为“呕吐对象”的小朋友们又会如何想？我相信其破坏力是足够大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昨夜是情人节，香港电视台罕见地一再出来呼吁，在浪漫的气氛大家要节制啊节制，如果定要说“艳照门”对公众没带来坏面影响，那一定是假和不负责任的。所以，要求公众人物的自律，是苛求，也是合理要求。

   有一点要补充的，上面所说到的女星，当日“偷窥门”出来时，梨花带雨，声称不知如何面对小朋友；今天复遇“艳照门”时，已变得阳光明媚，笑脸以对。就不知已到成熟时，不需要再面对小朋友了吗？这社会，让其再上演璩大姐，与太平洋彼岸希小姐的好戏，鸿运当头也未可知，有星占专家已如是说：好机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等待着让我再一次哀叹道德的堕落吧。

    今天尚未上班，但其实这个假期因为抗灾，一直都处于半上班状态。上午开启了办公室的计算机，收到超超同学的字条，说博客上有火药味很浓的留言。我尚未知觉，找时间一看，很妙，我一直欢迎着有反对性的意见，它既代表着我的言论未受冷落，更可令我反省，超越于自我去进行反思。

    留言意见，写得很是不错，今夜读《南方都市报》时，有一篇言论《艳照门：点击与谴责的双重道德标准》，可以相互印证，所以在这里进行推荐。

   而我的反思是，自寻思写下前文至始至终，令我感到一点奇怪的是，我并未持有谴责的心态，对娱乐圈的态度，我也不是始于艳照门，而是一而既往持有的成见。但我还是苛求着，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就是社会的一种标杆和楷模，至少那些明星们对青少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本身应是对社会有一种好的导向。当然我也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别指望那些明星们，且他们也会是社会的普通一员。但一个公众人物，其不自律，对社会道德的伤害是无穷的，事实是，明星们的丑行，除了满足人们的意淫外，我更相信，对以他们为偶像者，才是一种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的真正伤害。所以，我前文着力的，在于展现这个事实，及自己的期望:在有人受伤中感受疼痛，在疼痛中界定道德的底线。

    性本与吃饭一般，所有双性生殖的生物都会一往情深，但如果肆无惮忌了，就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有如王小波那样的超然以对，也绝不可能如公狗那般在马路边公然为之，因为人非动物；即使是吃饭，如果一边提盛满饭菜的碗筷，一边在马路上乱闯，人家也自会当其脑子进了水。至于高潮之后拍相留念，的确也无罪；但所拍相片，用于日后与朋友共赏与炫耀，意义就在不相同了，他的朋友看得，很容易，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同样会看得了，所心我认为这种行为，与传上互联网并无本质的差别，而只在于范围不同而已。也因为范围的扩散，使本来是密室里的活动，现在变成了马路边的行为，事情也就变成了事件。至于女明星，我说其不获同情，有一个细节作前提，在于明知其有与人共赏相片的癖好，而一而再的为之，委实令人难以明白，所以外界有非自愿的噬药之说为其解脱，但我不大信这个邪。这世界有窥阴癖，也同样有露阴癖，这拍子该打在谁身上，不是眼泪能说清楚的。

    留言用一个词很精准：伪超前。因为肖公子很早前就有评价：骨子里的迂腐。我的迂腐正是执着在这个道德的枷锁上，我从不否认西方黄片是我的性启蒙，这批艳照虽未见到但也有找来一睹为快之心，但并不改于我的自律，即使是偶入欢场也决不上下其手，虽偶有绯闻也从未是真。且我相信，这种态度属于社会的多数人。

    年就这样过去了，今天已是初三了，我也值了两天的班，忙碌与休闲似没了界限，混在一起时，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闲着还是忙着。想来，即使是不上班，一刻心苦不闲，也是忙着了。之前，那任大嘴先生在QQ空间上写了一篇反对传统节日放假的文章，招很多人吐口水，本也想留待春节期间有空时，写篇文章顶一下，结果看着粤北的大风雪，仍有人坚持沿着高速公路走路回去，于是决定算了，如此赤子之心昭日月，我复无话可说，只能叹自己忠孝不能两全了。

    这两天琢磨着总该写点喜庆的东西吧，但想来想去，喜庆的红色没想到，相接近的桃色倒是在这几天不断在报纸上出现。这大家当然知道，闹得正凶的是香港的“艳照门”事件，看来香港越来越与内地一体化了，香港警方四处查找肇事者时，内地的警方绝不袖手旁观，北国那瑞的吉林更是警觉性惊人的好，连发表警告声明以制止事件的延伸。对此引发的争议，《南方都市报》上有专版进行评论，远超出我的认识水平。我想说的是：道德应受辱中升华。

    娱乐圈光芒万丈，明星举手之间，即令众生巅倒着迷，舍身不惜，所以超女也能成为引发狂热的群众成名运动。但在剥下这张华丽的画皮，露出来的却多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狰狞面孔，充斥着的无不是黄、赌、毒，成为屡上报章的新闻头条，所以新的“艳照门”出来丢人现眼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今天，同值班的同事提到这事，说的也是，想找这些相片来看看，看个究竟是怎些模样。这并不是我同事的下流，而是这世界的下流也已变成了生活与娱乐的一部分，所以无所谓了。

    说实在，自璩大姐能凭光碟一举成为世人皆识的明星，张医生更是主动出击不断拿自己的性趣说事，在此种种之后，“艳照门”所带出来的一众人员，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那绝不会是简单如报章上装作一派正仁君子的说教：不要让她们再受伤！这里，我不是歧视她们，而在当今这种畸形的审美观下，坏事往往也能变成好事时，它只会加速这世界的堕落，无疑在鼓励着更多的人走这条终南捷径，孤注一掷。而她们如果真的受伤了，虽然让她们的受伤，本身是不道德的一件事，但却能让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守住。

    大家知道，陈某人所喜欢的行径就是与人共赏其杰作，连圈外都早有传闻，为什么还有这么人的人送肉上门呢？就因为不再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日的放纵，压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日后可能补尝到的苦果。所有的担心已经消失，相反替代的可能是一种充满期盼的心态，那么这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禁忌的？没有！道德自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既然道德已经被抛弃，不得再用作评判的标准，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用来让人受伤的利器了？答案同上，没有！所以这件自始至现，我的心底从未想到过同情两字，有的只是一个成语：为虎作伥。这不是因我狠。

    当然，对女性的攻伐，不是我博客文章一贯以来坚持的观点，所以得再补充说一下，这事件更搞笑的是我们尊敬的警察叔叔，一夜间竟变成卫道士不说，那逻辑的水平确实也有些问题，所谓浏览、复制、粘贴、下载、传播都是违法的，就偏偏就不说制作者才是最大的犯罪，不从源头抓起，如何堵塞住下流泛滥啊。我看还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矛头所指的，才算是有的放矢。这不需要我多说了。

    写下这个标题，得先说明一下，第二个悲情，我想指的是令悲伤的情景，也即悲剧。

    在写前一篇文章时，自然而然的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首次去北京的情况。或许是小时候看《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或许是因多年来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而出于对当然侵略仇恨的记忆，我到北京后，最出名的故宫、天坛等，都不在我一日匆匆的行程内，而专门跑到圆明园去。到了圆明园后才知道什么叫绝望：进园内，所有景观，已与流花公园、越秀公园等无异，一片喧哗。直到大水法处，得另掏35元买张门票进去，里面只是一片乱石狼藉，毫无保护，游人到处乱行乱摸乱站，门口则还是卡丁车的赛车区，真令我感叹商人游人不知亡国恨。而花35元后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那些残柱子拍了张自认还不错的相片，剩下的是满腹感叹。

    圆明园沦落到如此地步，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对历史古迹保护的态度，我们都愿意花无数个亿去造那些假古迹，就是不舍得甚至不懂得去保护这些真古迹，近日又传浙江将重建圆明园，真让我不明白其意义何在。造成这一态度的，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特别是这些蒙羞的页，我们该是嘻嘻哈哈不当一回事还是惶诚惶恐严肃看待。在我心内，是非常热切地希望能把圆明园建设成为一个国耻纪念公园，让中国近代史无数屈辱惨况，能通过此一一展现给子孙后代看个究竟，让我们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而不是站在祖宗这片蒙羞地上寻欢作乐。但现实的诸多情况，委实令人心痛，即南京出现过的哭墙，居然还是一次商业化操作的闹剧，真让人无话可话。

    说到鸦片战争时的事情，似是太遥远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日本侵华战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又告诉了我们多少真相？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真正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人家瞧不起中国，而在于直至今天，我们也仍未能作为一个超越两个党派、两次政府的完整的中国人的身份去唯物地对待抗日战争，在我们对自己付出的代价都不敢加以承认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承认自己呢？曾经站在衡山忠烈祠前，我又有另一番悲伤的感叹。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全国有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各媒体也做了报道。但一直以来，我都心有存疑：如果不是日本人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我们还会这样重视这个纪念日吗？说实在，如果不是今天看电视，我是不会记住这个重要的日子的；如果做个全国普查，相信答案同样会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太深奥的原因，超出于我研究的能力，但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民族缺乏悲情！

    一提起中华民族，我们总列举着五千年令人骄傲的文明。五千年的文明虽不遥远，且到了今天，我们正处于大国和平崛起的光荣，大家已过着美滋滋的幸福生活，但现代人所面对着的近百年惨烈悲壮的屈辱史，却绝不是可以轻易翻过的一页。我们如果不敢正视这一历史，那是我们对自己无数承受着苦难的祖宗的侮辱，我们不仅无面脸于黄泉下面见祖宗，也无面脸于去教育我们的子孙。所以，自鸦片战争起始的近现代史，一直是我们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我们小学时学、中学时学、大学时学，至现在仍不时在学。

    但现在于我看来，很可惜，这一些，我们都只作革命史来学习，主题彰显的都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故事，而不是一个曾经苦难民族的悲情史。即使是整个民族最处于存亡关头的抗日战争，我们更多得到的是八路军如果英勇杀敌（从《地道战》、《地雷战》等都可以读到，记得儿时所看的这些，有的只是杀死鬼子的快感）。至于为什么要杀敌，似乎是无关紧要，很有一点近日从教新闻评论学的老师学来的一句话“把突发事件当作正常典型来报道”的味道。最离谱的是《把手举起来》，这部把苦作乐的电影居然还被官方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片，我想，如果日本人看，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告中国人虐待日本人，你还想指望它承认南京大屠杀。而现实的济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人体试验、慰安妇等等的惨况，我们去哪里反映？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我们到底是不敢面对，还是不愿面对？

    第一次看到让我触目惊心的是《黑太阳731》，但很可惜，那是英国殖民下的香港所拍的，而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所实施的罪恶，应是拍一万部《黑太阳731》也不能尽书的。而我们甚至也没有一部作品，如《辛特勒的名单》那样，反映灾难下人性的一面，让我们在苦难与仇恨中，看到人性博爱的光辉。

    今天，作为一个本来就充满悲情的日子中，我不应该作这样的冷思考；而这个话题过于宏大，三言片语的逻辑论证很是不严密。但有一点要指出，一个没有悲情的民族，其民族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他必然一面在面对历史时，只会狂热地煽动着仇恨；一面在民族地位得到提升时，狭窄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盲目地膨胀，梦想着复制人家的罪恶史，这些在网上无数的文章都足证明。所以我强调悲情，也只有悲情，才能使我们好好面对曾经的苦难，永远铭记在心头；才会加倍去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拥抱更灿烂的明天。

   昨天读报，觉得很奇怪，央视晚间7：00新闻联播变换了主持人一事，居然上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看来央视真的牛，一点小事也会被扩大成全国的特大新闻，而我也居然很麻木，对这样的新闻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不应该将它当作新闻。后来想想，这应该与我收看新闻的习惯有关吧，每天下班后，都要争取点时间收看亚洲电视台6：00新闻，而一般正常的是收看广州电视台6：30新闻，插播广告期间，补充转看珠江台新闻。至7：00时是看下广州天气的报道，不然就关电视把家里的时空交还给了小孩。说实在，即使有时间继续看下去，也不会转台去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只会挑下央视4台看下国际新闻，或海峡两岸节目，欣赏一下我们如何关爱宝岛，总可感觉下一种“痛打落水狗”十分痛快的味道。至于至关重要的国是发布节目新闻联播，委实勾不起我的兴趣来，如若是批评我不关心国家大事，那也不至于吧，且看我收看的节目，大致也是新闻的内容，极少电视连续剧。真正的原因是，自认升斗小民，诸多高屋建瓴的指示讲话之类，自会有无数公仆打理着，犯不到我们操心吧。所以，即使是其主持人换了一百次，我也可能后知后觉，不以为然。

   近年来，新闻主播人也可以成为新闻的，记忆中是几年前俄罗斯的女主播直播现场进行脱衣表演，令天下全部被我定义为“咸湿”的男人直看得掉下了眼球，而我们也只有叹息无缘大开眼界、一睹风采。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有着崇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国度发生。而这次主播的更换，只不过是让几个主播午间新闻的换到夜间，便即使全是新人，本来也很正常不过的，况且观众十几年看惯了几张老脸孔早也已审美疲劳；再一点，主播不管怎么换，也只是面孔不同，其端庄严肃得令人高山仰止的风格一点也不会变，这让我认为其新闻联播基本可以使用电脑合成的模拟人代替，那张脸谱可以随时随地的更换，不变的是那严肃的状态，根本用不着一点表情，再配一把严肃的声音就足够了。

   写至此，倒让我怀念起亚洲电视台6：00新闻那两张脸孔有些相似的美女主播廖美诗、范伟琪来，她们悄悄地走了，再也没有在荧屏上留下一点光彩，只有电视外的一位老观众，记忆着她们的美丽。

   一直喜欢读自号“知道分子”的梁文道的专栏文章，因其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旁征博引，信息容量十分丰富。昨夜读其《政治人的年纪》却觉得其顾左右而言它、言不尽意，或许是因为文起此次盛会换届，话题一关及政治总多些敏感而颇作收敛吧。

   文中有一句话：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感觉，这句话不能说它错，但至少也不能说它完全对。正如文中的例子，干到一百岁的美国参议员特尔曼，在其暮年垂死之时，一定要说它比年轻力壮的后生（或自己的后生时代）强，我委实不敢相信。而就原文论述政客的年龄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必须增加一个前提，那就是其权力来源的途径。如果其权力是人民用选票投出来的，年纪确实不太重要，如克林顿，那么年轻就退休了；而里根，一直要待到过了古稀才上位，而一样成绩斐然。相反，不是用选票铺成的权力，年纪就的确很重要了。这正如大家熟知的古巴，能让世界聚焦的，除了老卡的身体状况，暂时还见不到其它的噱头，而老卡的问题，无异就是年纪的问题了。而我在看到他们的新闻，总觉得与看娱乐版的新闻无异，充满娱乐化的低级趣味。

   对于政客的年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一个用选票决定支持还是推翻政府的社会，因为决定让一个政客的能耐能发挥多久的，不是年纪而是制度，所以克林顿再年轻，也只得与他的宝座说拜拜。一个只能由人民选择暴力而不能选择选票的社会，政客的年纪所以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年纪有多长就决定了他手中的政权有多长；而对于它统治下的人民而言，其重要性则在于这种好日子还要捱多长。

   不过，一个政客的年纪甚至其身体状况如何，将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本身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悲哀。连火星人都知道，地球之上，没有了任何一个人，地球一样转得十分畅快；没有了哪一个政客（甚至是所谓的超级伟人），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样也会有灿烂的明天。当一名政客死时，能让人痛哭流涕的，应是他那值得人去缅怀的业绩，而不会是担心地球因此停止了自转。如若真的眼泪是为地球将停止自转而痛哭，那么他痛哭为的只是自己，而不会是悼念。

    昨夜，读《南方都市报》刊载王康在“岭南大讲坛”作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它给我最深的感受是，认认真真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含义：那些公开发声的人很天真，但是他们很深刻。他们两手空空，他们很无助，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很坚强，他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托尔斯泰，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王康给他们这样的解读，源于十九世纪沙俄专制制度下，该国知识分子勇于在历史的漫漫长夜中，对准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扣响机枪，用最深刻的文字进行猛烈地批判和抨击。这种精神，即使是在苏联的专制统治也没有磨灭；也正是这种精神，使苏联和平的解体，柏林墙一夜间消失，让全世界所有分享了这历史的红利。

   苏联或俄罗斯，这头北极熊，于我没有多少好的印象，对其历史上的认识，除了教科书的内容，大概也只读过女皇叶卡特琳娜传，但对其能由一个农奴制国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版图的帝国，确实有不少不解之处。而读王康的文章，才让我看到了教科书所从不关心的，非主流的，淹没于上层建筑之下的，却又真正支撑起一个国家精神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是民间的，属于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的，是思想上的普罗米修斯。

   读这篇文章，不由让我联系于当前每年十月份国民们屡屡炒作不已的一个专题：诺贝尔奖。除了属于科研的物理、化学，依靠的是科学发明与创造外，其他可以列为人文之列的经济、和平、文学。于我看来，只是自视为泱泱大国的国民们，没有拿个大奖搞赏下自己，觉得脸上挂不得，没面子而已，并非真心的期待着获奖。

   为什么这么讲？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历界获奖者所获奖的理论与实践的案例，居然全部不能适用于我们时，大家不知是否觉得惊奇？而在中国经济强力崛起，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最能为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最广阔的创新与尝试空间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居然集体失语，大家不知是否更觉得惊奇？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的良心还在吗？至于和平奖和文学奖，情况也大致相似。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会如苏联的知识分子，如索尔仁尼琴等，从反省国家和民族的问题最终走向人类的精神高地，就连我们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都丢弃了，我们的民族永远只会做思想上的矮子，何处谈得上心怀全人类的福祉和公义。即使有那一天真的拿了个诺贝尔经济奖或和平、文学的，我都会觉得，受之有愧。

   前夜读报，有一条短讯，谓福建渔民捕获8.5吨重鲸鲨，三天后再捕获8吨雄鲸鲨，疑为寻雌鲸鲨殉情。有好事者在网上附了一首短诗：

    原本是那一千次的祈祷

    才比肩畅游蓝色海洋                   

    原本是那一千次的承诺

    才在离散的日夜寻觅回眸

    原本是那血肉相连的思念

    才在吻到你的气息时撞网

    原本是烟云密布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才选择义无返顾的与你共赴人类的饕餮盛宴

    眼泪，只是因为知道你在彼岸的焦急等待

    来生，但愿是共生在陆地的那株杜鹃

    即使你成为明日之黄花

    我也依旧为你对着残阳啼血！

    这是我开博以来，第一次转载人家的作品。诗作的文字虽有点粗浅，但真情流露，感人肺腑，不失为一首好诗，令我不禁即时朗读两遍，泪花在眼。

    人类自谓是万物之灵者，独宰享用着这地球，所以放眼之处，磨刀霍霍，四处杀戮，所有所谓低等动物，皆是腹中佳味、身上美饰，至于它们是否也是生命、或有权利，皆视作无物。想人类贪婪之心，对同类尚且血腥无比，何况是对这些无处鸣冤，甚至眼睛都不懂眨一下的的生物，更是该死了。伊索寓言谓，普罗米修斯用野兽造人，造成人类兽性大作。其实，即使是最野蛮的野兽，又如何比得上人类的残暴。即使是非洲大草原上不断上演弱肉强食的狮子，也是为求群体的生存，从电视上看到的，我反而是更多的感觉是它们生存之艰难。它们绝不会去考虑种族清洗或屠杀比赛，那只是人类才会有的勾当。今夜，吃饭时，女儿问我：是兔的牙齿锋利，还是人的牙齿锋利？我说，大鲨鱼、狮子都逃不过人的牙齿，你说谁的牙齿锋利？

   正因如此，这才是这首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以一条鱼的哀思与情感，来控诉人类的罪恶。而在进一层作思考，人类的恶行本身正遭受着报应，看着我们那墨油油的江水、灰蒙蒙的天空，无不一是自作自受着。前一阵子，办公室几人围着哀叹一位同事得绝症时，继而算起身边亲朋戚友重复着同样不幸之事，似是与日俱增。其实，哀叹些什么呢，这首诗于我读来，正如人类自作的祭文与悼词！ 

   教科书事关向花朵们洒下的是肥料还是毒药，故稍有变动，每每引人瞩目。近期争论最大的，无非是金庸作品取代鲁迅作品的问题，上网随便搜索一下，有上千条相关内容，足见大家关注的程度。我没有重新翻阅过教科书，不知道现篡编的具体情况如何，当然无从评论，但作为一个读书人，对鲁迅与金庸作品在心目中的位置执重执轻，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得不说，德国汉学家顾彬真是个可爱的家伙，冒着被国民们漫骂的危险，对他俩的那一番话评论，我倒是十分的赞同。

   若论所读作品的数量计，我读金庸的作品是一部部的，而鲁迅只能是一篇篇，如何也不及金庸的十分之一；读金庸的主要是在课余工后，鲁迅的是教科书上的。两者落差如此巨大，应该说，我对金庸作品，与众多武侠爱好者一样，也是颇有偏好的。想当日读书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课外读物，惟有的就是武侠小说，它几乎填满了我的课余读书时间，甚至是上课时间也继续埋头苦干，特别是在读初中的时代，因为当时每借一本书都是不容易的，在大家手里不停的轮转，有时只给一节课的时间，所以一定把它啃下来。事后真感慨，当日如果真有看武侠小说那般的精神去做功课，试卷上的成绩也许是另一番风采了。

   也正是读了太多的武侠小说，一直很让我懊悔，如今再谈起看过哪些名著，我屈指算了一下，除了武侠小说，其它的真算不出有多少部。而武侠小说的精神营养价值，大概也如公社化时代的双蒸饭，吃的时候撑得饱，一转眼就脑袋空空。所以，即使是看再多的金庸作品，也只是用于消磨挥霍我们无聊的时间，不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养料。而鲁迅，可以说，他是影响我最深刻的作家，无论我写作的风格与思想，都有我模仿鲁迅作品后留下的印迹。这些不多说了，再说点我关于鲁迅的思考。

   上世纪，鲁迅应是中国最风光的作家，才让我们有机会在教科书中读到他那么多的作品，因此也被屏蔽掉了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等大家的作品，而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仅仅是因为读鲁迅的文章中，被痛骂为“泛资本家的走狗、反动派的御用文人”等。我们的读书时代，只知道鲁迅的文章，不知道林语堂、梁实秋等的，才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同时也是鲁迅的不幸，今天许多要求放弃鲁迅，其实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早已把他意识形态化了。正是这样，我们面对的鲁迅是神坛上的，而并不是真实的生活中的，这一结果，来自于我们的伟大领袖的政治需要，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伟大领袖很有叶公好龙的味道，鲁迅的早逝应是幸运的，要不然，他的最忠实信徒胡风的下场，我相信也就是鲁迅的下场。而今，当日我们痛骂的反动派，已成了热切期望第三次合作的伙伴，用来痛骂反动派而被捧得高高的鲁迅，自然也已不合时宜，回归人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今天，我们再平心静气去看鲁迅与他的作品，虽然时代变了，但他的精神仍在，我们当真能把他作为革命斗士的面具取下来时，把他等同放置于胡适、林语堂等之列，更会发现他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医生所做出精确诊断的价值所在。鲁迅先生的目光如炬，如X光般透视了国民人性的弱点，笔下的小人物，如大家所熟知的润土、祥林嫂之类，至今在中国大地仍可找到相似的的原型；至于最著名的阿Q，他那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自我满足，得过且过的奴性化人格，失却了对人生终极意义与自由、平等追求的形象，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人性，今天读来，虽然觉得阿Q之类十分可笑，但扪心自问，于最深层的潜意识处，我们又何不是时时扮演着阿Q的角色。这就是顾彬所说：读鲁迅的文章需要不断的思考！而读武侠小说的过程，是很有阅读快感的，但在这成人的童话中，实是现实理想无法达到之处，去寻找那虚幻的空间获得自慰，那一刹间的高潮，又如何不正是在扮演着另一个层面的阿Q么？ 

   上周出差，回来后补看报纸新闻，知道陕西省一干部将乞丐致其死亡，南都因此发了一篇评论《人不是用来扔的》。对，人不是用来扔的，即使是乞丐，也有生存的尊严，而被扔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作奸犯科，仅仅是因为影响市容。但其实，此事之所以成为新闻，只不过是因为乞丐死了，而死后有幸让记者知道了，而报社不怕为城市抹黑把它报道了而已。不要笑我说了这些冷漠不负责的话，因于我看来，这件事情本身的不幸并不在于事情的发生，而在于这样的事情终于可以成为新闻了，实际上，把人给扔了，在我们身边又可其少呢？

   刚参加工作时的上世纪90年代，春节回乡返回广州后，重见到几个单身的同事，他们就会眉飞色舞地吹嘘着春节期间干的一件大好事：作为单位基干民兵，春节期间被召集参加执勤，毛贼没有抓到一个，而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着部公交车上街，把单位所在地区的乞丐收集上车，拉到郊区给扔了。当时听他们口述，我心里十分纳闷，乞丐跨了几个省跑到这里来，把他扔在郊野他们就会回来吗？现在才知道，把人被扔了，原来就是我们这些公仆大人的一项职责，常做的勾当，与此次的区别只不过是上不上新闻罢了。而陕西的这位公仆已算是良心未泯，尚且找个医生帮乞丐看看，还给了点面包。而前几年曝光的某省收容所更令人发指：人不舍得扔，而是可以当作猪仔，等人来赎回大捞一笔。而这些，从本质上讲，与黑窑工是毫无区别的，同样不人当人来看待；有区别的，仅仅是多披上件外衣，叫合法。

   把人给扔了，事实压根本就犯不着惊诧。当我们这些以公众为奴仆的所谓公仆实是大人们，高高在上，一点也不需要为他下面的奴仆负责，只需要的是让头上大大人点头称许时，自然可以一面展现街道的先进与卫生，一面把走鬼赶个鸡飞狗走，乞丐扔至郊野；一面大肆营造一座座堪比皇宫的办公楼，一面放把火让违章建筑的贫民窟烧个精光……这些故事，只会不断的重演，不知会何时才有尽头。但最让我纳闷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终极目标与理想还要不要？那些饥饿生存线上挣扎的乞丐，违章房内的拾荒者……也应算是最最真正无产者吧，且别谈什么拯救全人类之流高尚无比的觉悟，先救救他们吧！语至于此，我还有一点不明白，我们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至于那些乞丐、走鬼、拾荒者等等，真不知他们算不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