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出师表》的问题上，刚好不经意看到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节目中，连续两周在讨论“中国需要不需要航空母舰的问题”。从出席的嘉宾态度上看，呈主流意见，甚至是压倒性的，是要求中国建造航空母舰，这些人除了是退役军人、知名人士，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虽然席上嘉宾代表不了绝大多数国人，但也足以说明建航母的呼声之高）这使否定意见的嘉宾，仅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袁伟时教授，显得十分孤立。我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倒是十分支持教授“民本安邦才是最大的外交”的思想，我也支持中国建造航母，但不是现在，是在未来。

我相信，所有支持建造航母者都是爱国主义者，因为建造航母有N个充分理由：在海上宣示主权、抗衡美国、收复台湾等等，这些理由都没有错，这些也是我认为要建造航母的理由。因为自从蓝色文明的兴起，作为传统的黄色文明王国，海洋强国梦就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的不懈追求。1894年甲午黄海战争曾令这个梦嘎然而止，成为中国人的耻辱与梦魇，更使中国人的眼光一直未能跨越台湾海峡。但这也更坚定了中国要崛起必须从海上崛起的认识与信念，而建造航母恰好就是圆这个梦想的最好载体，它将标志着中国能从陆地走向大海，直奔远洋。但任何美好的梦想的实现，都应是在适合的时间和社会背景下实现，才是最适合与最有意义的，现在的时间与社会背景适合吗？那倒未必了。我认为：所有叫嚣建造航母者，都是过度乐观主义者；“韬光养晦”尚未过时，高谈“和平崛起”为时过早。

   或许，我是一个悲观主义，我也明白，看着股市如滔滔洪水直逼上金山寺，就知道中国人太有财了！但这无改于我对现实的认识。看看我们那灰蒙蒙的天空、墨油油的小河，热议着“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三座大山，真去哪找兴奋点？袁教授的“民本安帮”才是我们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拿着纳税人数亿巨款，去供养一只和平时代无多大作用的诚然大物，不如把中国作为“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全球自杀人数最多、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全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环境可持续指数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等等，把这些荣誉好好消灭掉，更有利于国富民强。如若是，中国将不再是讨论要不要建造航母的问题，而是要建造五艘还是十艘的问题了。

   看报纸，说到世界各国形象排名，日本雄居第一，中国名列第五。报纸之意，似是日本是排倒数第一才行，中国则以落在其后为耻。日本皆排在哪个位置才合理，我不作评判，但中国列位第五，我相信足以满足很多国民们的虚荣心了，于我看来，这个位置还太靠前了，这一排名，尚不如以上的诸排名更加现实，为我们敲响着改革与发展的警钟，催发着我们奋进图强。

   抛开《出师表》是否应收入教科书的问题不讲，单就蜀汉北伐中原一事，我觉得其中非常值得探讨。

   蜀汉兴衰，若不以成败论英雄计，蜀汉那一心思一统中华的雄心，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为后世所标榜。三国鼎立，而蜀国偏处西南，与中原群山阻隔，可以守业而难以图大计，较于魏的地广人多，吴的江南富庶，它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小国。然而，作为一个地方割据的小王朝，却未满足于此，除了以汉室正统自居外，还一直坚持做一件宏图伟业——北伐中原、统一中国。以蜀国之弱小，想一统天下，其实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诸葛亮所知晓的，所以六出祁山总是孤军作战，全无席卷天下的气势，衔接稍有不周，只得无功而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其纵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也赢得后人至高的称誉。与之鲜明对比的是，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以南宋的实力，和谈不战或是其保存小王国的上策，后来有不少人为秦桧翻案，说其才是真正的战略家，保住了南宋的苟延残喘，但不改他的千古骂名。从历史宏观角度来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蜀汉也好、南宋也好，都改变不了最终覆没的命运，但比之于南宋受后人唾弃扼腕，蜀汉无疑更加壮烈，收获同情的眼泪。

   我也相信，蜀国如果甘于独守一隅，以诸葛亮的智慧，凭巴蜀之天险，死守不出，狂称巴蜀本来就是独立王国，统统去“中国化”，后来的三国归晋的历史可能会改写，蜀国或能拒于中华一统之外。历史虽然不能假设，我也不敢一言判定诸葛亮北伐的对错，因为于我们的今天，还有一个孤悬海外的宝岛，它正与诸葛亮所走之路背道而驰。但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古人更具宏谋大志，胸怀天下，眼光所到是无边疆土的中华大地。相比之下，为了守着一个孤岛，把祖宗通通都不要了的，无异是鼠目寸光的跳梁小丑了。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位老教授跳出来说，中学教材应停授《出师表》，代以《止战疏》，理由是《出师表》宣扬了“愚忠”思想。诸葛亮的《出师表》作为千古名篇，是我喜爱的文章，其文学价值自需要我不在这里讨论；对于教课书该如何编，各人各有标准，中学教材离我远去多年，我也不了解其现在收编了哪些，故也不作评论；但“愚忠”一说，我却觉得很难接受，什么叫愚忠？愚忠又如何！

   “忠”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是儒家学说所宣扬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维系中国封建王朝屹立不倒的一基极其重要的柱石。所有封建王朝，都是朕即国家的家天下体系，君是一国之君，国是一君之国，君代表着国的存在，国在君在，国亡君亡。故崇祯皇帝说，没有亡国之君，只有亡国之臣。正是在这一场景下，使一个“忠”字无限上纲，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对君王的不忠也等同于对国家的背叛。

   《出师表》中表述的对君王尽忠，其实质也是对国家的忠诚，这一点是不容批驳的。我们不能用一种狭隘的目光去评判界定古人，说其服务是对象只是封建帝王，而不是整个国家，如果将帝王与国家的关系撕裂开了，那就不再是封建王朝了。现在用“愚忠”这一大棒一棍子将古人打死，我看只会让中国所有忠臣烈士无故含冤，所有叛徒逆贼得意开怀。因为所有的忠臣烈士都是愚忠的，不识时务，一味死心塌地为着他的主子做牺牲，从商之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到宋之文天祥《正气歌》所列诸位英烈，与背着小皇帝跳海的陆秀夫等等，他们如不愚忠，随时如洪承畴之流屈膝投降，一样可换回高官显爵，何必自断身家生命。

    而今，我们却要以“忠”为愚，以“不忠”为智，这将会极大冲击我们的传统道德标准。如果我们真的持有这样的历史观和道德诉求，我相信，我们势必国将不国。在中国历代，最符合教授“不愚忠”要求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你不行，我取而代之；我不行，别人也取而代之，这种混乱的社会世局，难道也是教授所祈求的？而其时历仕四朝九君、位极人臣、被欧阳修诉为“无廉耻”的冯道，也应是教授最值得称道的“不愚忠”典范，如以此论，汪精卫之流正都是识时务的英雄俊杰了。（而教授所推荐的《止战疏》作者华歆，恰恰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历经汉魏，威逼汉献帝逊位禅让的贰臣。）看来，最冤的莫过岳飞了，应该学学吴三桂，先降于金，随后反戈一击；或是把岳家军拉上梁山，先取临安再捣黄龙，成就岳氏王朝大业，那才是正道。但要知道，作为外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同样对前明降臣十分鄙视，全归于贰臣之列，让人知道，做汉奸不会有好下场的。但偏偏中国又有太多太多的汉奸！

   在现代社会，我们或者可以说，已不需要封建时代的君臣之忠了，是的，但对国家的忠诚也不需要了吗？且《出师表》中体现之“忠”还有一层意义，就是知恩图报。三顾茅庐是中国明主求贤臣的经典故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广为传扬，不时还用来形容某些先进人物。但千百年来，一直也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阿斗，诸葛亮为何不取而代之，成就另一番霸业。其实，在未有科举取士之前，庶族知识分子的仕途只有依靠统治者的赏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种以“士为知己者死”作为美德的潜规则，不然，刘备如何敢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全部押在诸葛亮身上。只有五代时期的武夫才全然不顾这些，军权在谁手里，天下就是他的，直至陈桥兵变，一幕幕重演。而知恩图报这一命题，于今天就过时落伍？我看也未必，除非你本身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还有一点必须说的，《止战疏》中提出休战养生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民本思想，其实在孔孟的经典著作中比比皆是，为何就一定要推崇《止战疏》？且以教授的苛求，《止战疏》也不应收入教课书，该文中谓“大魏承天受命”，分明就是在散布“君权天授”，老百姓活该被君王鱼肉统治的谬论，又岂不是在误导我们的花朵、祖国的未来？

   自从开写博客之后，一直想写点与博客有关的问题，但又觉得内容太广，一不小心写成论文了。自从上月开始，心思突然转向，一头撞入股市中，股市的旋涡有如吸星大法，吸尽了我精神，那曲线的波动直线影响着情绪。幸好3月是最空闲的月份，该开的大会于春节前已提前完成了，有些时间可在该领域动些脑筋。但最坏的后果，就是我的博客这片小园地开始荒芜了，没有多少心思再去开垦。但这倒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写博客，需要悠闲之心。

   之前，也倒不是整天闲着，只是工作之余，不用再操心些什么。甚是谢天谢地的事，是夜间应酬之类节目，都让领导给顶替了，什么饭局、酒席与嚎叫狂欢，基本与我无关，落得个清静，可让思维作些思考与独立判断。一周中，每夜自会想着写点什么，或是有什么感悟时，再忙，可以挤点时间把它记录下来。若是一周不动些笔，总觉得欠了些东西需要偿还。于开博之后，我觉得还是其乐无穷的，一回首不知觉中也写下了上十万字的东西，积累下来的字数和篇幅，定已超过我以前闲时所写的那些非任务性的文字了。更让我觉得收获颇多的是，它逼着我去思考好些东西，与学习、留意好些东西，这一过程是多美好的。正是基于此，我还动员了不少身边的人加入此列。就曾在与一要好的同事讨论此事时，他说了一句话：看到你上面的花草，能拍得那么细致，就说明你有那份心思，空闲着；我做不到，就因为没那心境。我当时想，我不忙吗？我比你忙多了，时间是挤出来的，为什么我可以，而你不可以呢？

   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他的话说得对。当心给其他的事物占据的时候，它已不再属于你，牵挂的东西越多，心灵的空间就越少，也就失去放置自己思想的位置了。我也在诘问自己，整天想着那些曲线，随其涨跌颠簸的时候，是不是走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迷魂阵，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方向。于物质于意识，谁主宰着谁？无关唯物唯心，却左右了生存的状态。喔，我的空间，我不会走远。

    近来最牛的新闻，无异就是重庆的钉子户了。首先，应该说，一个平民与一幢破房子，能在近半个月中，雄居各大报章头版，连香港电视的新闻都予以转播报道，吸引了全中国人的眼球，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因为我们所关注的，已不再是什么伟人领袖，或是明星名士，而是在拆房子这一天天发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与其同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主。说明这是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这普天之下，除了众目睽睽之下的名人外，还有更多更多活生生的普罗大众，他们的权利同样也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超越于这件事的本身，于平淡的日子中，这一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事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加上那孤零零的一座破房子，非常适合作表演的舞台，无疑成了媒体一时狂欢盛宴。虽然事件终于以拆了房子作为终幕，但一些东西仍值得斟酌。我在看报纸对该事的时评时，有一篇不禁使失声而笑。该文大意为：苏格拉底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宁可受法律的制裁也不逃走；而钉子户事件，也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从法的高度来解决。文章的主旨是非常好，但是于中国千百年人治的社会中，行吗？又有多少人会把社会的正义寄希望于法律之上呢？

    拆房子的事，在中国天天都发生着，不要以为前年湖南那“妨碍地方发展一阵子，政府就要妨碍他一辈子”是极端的案例，其实天底下这样的事，多着呢。去年出差时，见到一位同学，他就告诉了我，新任领导为出政绩，带着投资商到处圈地，也就到处拆屋。其中拆屋的一个手段就是，待屋主不在时，先拆了再来谈赔偿。这样的事，多得大家已麻木，见怪不怪了。当然希望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绝对是最能消除社会对抗的好事。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法律机制本身已是为社会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这里，我丝毫不敢藐视法律的超强作用）。但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本身也处于弱势的地位，把社会的公平公正都寄托于法律的身上，无疑有些迂腐，这等于要把社会的不公平公正归罪于法律，于法律本身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而钉子户事件，最后妥善解决的，发挥关键作用的，我看各媒体炒作后产生的影响，绝对不比法律差。而在事件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有位同事分析，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开发商太差劲，一是屋主很有人。我也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