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31日的最后一小时，在夜幕的黑暗中，2007年就这样静悄悄地溜走了，走得如此不动声色，幸亏今天放了假，可以补睡一回觉，终于可放松下自己，去等待2008年的到来。

    当最后一页日历撕下，今夜新的一本日历已挂在墙上，我知道广场一定有人冒着寒风，兴奋地高呼着倒计时，而我则坐在家中，甚至有些紧张不安。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又长大了一岁，可以拥抱更多更多的东西；而于我来讲，能让我感觉到的是，逝去的岁月如流水，留下的只是老了一岁，虽称不上是什么不幸的事情，但这样的忙忙碌碌，这样的日复一日，一回头时，喔！这就是一辈子了！有一点点感伤，有一点点期待，感伤着今天，期待着明天，阳光打在脸上。

    今夜，不想写太多，只是这样，有些矫情地话别2007年吧。所有阅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已经是在2008年，祝你好运！明天的阳光正打在你的脸上，祝福就在我心头。

   前天，超超同学用QQ告诉我，在单位重签劳动合同，作为弱势一方，可能条款有诸多不平等之处，所以忿忿不平，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超超的发怒。这事起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即将实施，而超超也只不过是这新法之下，受影响的其中一个体，而真正受影响的何止千万人。在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背景下，新《劳动合同法》有着明显向劳动者倾斜的情况，所以企业千方百计想通过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合同约束劳方，这是必然，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超超为好。

   透过这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动作，我却从这新法中解读出国企的诸多无奈，这才使我自己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际陷入了认识的混乱之中，作为国企中的一名管理人员，是该为企业说事，还是该为我自己的员工身份说事呢？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只有劳、资两方，劳方身份是一致的，叫员工。而现实，于国企员工的身份岂仅如此简单，其身份结构之复杂，待遇之不平等匪夷所思，我不了解国外是否有这种情况，但可以确定的，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改革不到位，原有用制度确定下来各种劳动关系仍未能破坏，而新的劳动关系涌现的产物，形成非常复杂的生产关系，也可谓一种中国特色了。

   国企中所有员工的身份有三种：职工、合同工、临时工（未能签合同，且不同于包工队的民工）。临时工被聘用的时间较短，不签劳动合同，待遇也最低，不列为这里讨论的内容。合同工，其实也是临时工的一种，但签有劳动合同，单位帮其购买养老保险等，但待遇差职工一大截。职工，也签订劳动合同，相对于合同工则算是固定工，享有养老保险等5金待遇。职工中其实也分了好多个层次：首先是干部与工人。干部分正式干部与聘用制干部，近十多年来不再搞聘用制干部，但之前已有的身份仍保留着；工人则分全民制固定工和合同制工。职工中的分类虽多，但随着改革的发展，身份之间的区分已明显淡化，但作为退休等条件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工人身份的女性50岁、男性55岁退休，不管其是否已转成当管理人员，甚至是单位的中层干部。

   职工不管其身份如何划分，他的工作都是十分稳定的，企业要终止一个人的合同，需要买断工龄等赔偿，代价很大，且搞得不好他们还要上街游行去。好几年前，北京的同行业单位进行裁员，每人赔了十几万，但很快那些被裁员者就坐上了天安门，该事件甚至成影响到整个行业体制改革延后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有身份这道护身符，管理者是不敢轻易向自己职工开刀，这造成国企冗员之严重，不会干活的和不干活的，你都得养着它。不少单位曾实行厂内退休，本人所在单位有些人不足40岁就内退了，这些人的收入虽然比在岗的要差好多，但相对企业来说，还得白养了，不干活也得给钱。

   合同工远没有职工那么幸运。在岗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当然都存在差距，即使一些企业虽然做到较接近的薪酬，但不平等的待遇仍然大量存在。如合同工的晋升机会微乎其微；职工对企业的内部持股，合同工就没有机会；企业要解雇一名合同工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随便给点补贴就可以打发他走。虽然大量合同工的工作技能等，都大大超越了职工，但由于身份的不平等，而无法扭转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命运。这让我隐隐感到这是中国一种新生产关系：无形中职工与合同工也是一种雇佣关系，职工在一定程度上是业主的身份，而合同工则成了职工的雇佣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同工对企业的向心力是非常低的，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流失非常严重。无用的职工成了冗员无法清除，有本领的合同工却无法留住，这样的国企将如何健康发展？必须弊病重重，这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大不公，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法律面临人人平等等诸多原则。

   有一点还必须指出，职工身份的获得，之前靠劳动部门的招工等模式，而近十多年来主要是毕业生分配和调动，在毕业生就业环境相当恶化的情况下，分配和调动都逃不了“关系”二字，这其中必定隐藏着权力的滥用，并带来新不公平。我也不能否认，有今天这份工，少不了当日关系的功劳；而本人单位招了一名大学生，之后该大学生有位同学没找到工作，就到单位做合同工，虽然是同班同学，却因进入单位的途径不同，造成身份也不同，结果自然是收入与福利等待遇相去甚远。这样的事看似十分荒谬，但事实却十分合情合理。

   国企虽然面对员工身份带来的困局，但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中，面临的利益博弈却又必须有另一种考虑。

   企业的主要管理者考虑的，首先是企业的利益，用更低的工资雇佣员工，是每一位管理者都会作出的选择。企业职工已享有的工资福利待遇，要提高时似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要降低却是很不得人心的，除非企业的效益大幅滑坡，否则，国企是不会通过降低职工的工资福利来控制成本开支的。而工资福利较低一方的合同工，如果要提高到与职工相同的待遇，这一成本的增加又是高得无法让企业所能承受。在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低工资的合同工与临时工或民工，多是企业创造效益的基础，如果将他们享受与正式职工的待遇，企业绝对要亏损经营的。所以牺牲合同工等临时工的利益，也是管理者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管理者当然也是职工的身份，作为身份不平等中的既得利益，是完全没有动力去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因为如果去改变，他本身也会变成利益的受损者。

   在职工与合同工身份界限没有打破之前，新《劳动合同法》却迫使国企被动地去打破这种身份的界限，因为它不承认职工与合同工，只有统一一个名称叫员工。但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企业与员工签订两次合同后，自动签订无期限合同工。这必然造成企业增加大量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员工，在原职工难以自由裁减的情况下，又使合同工推向变成为类职工的身份，这对合同工来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益，体现了很大的公平性；但对企业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甚至有将企业拖垮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效益，维护既得利益者职工的利益，就必须向现有的合同工下手，于是大面积裁员、改为劳动派遣工等自然会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霎然爆发。因为活还是要找人做的，所以许多合同还是要签的，但自然会设立诸多苛刻条件，这就是超超发怒的原因了。

   企业在新实施之前面临着挽留人才和规避风险的两难选择；作为企业中的一员，为企业的利益还是为员工的利益说理，我同样陷入于迷惘。在这种困局下，国家深入改革，真正打破制度设下的身份不平等，以提供一个社会公平的环境为前提，或者才会为国企与整个社会找到真正的出路。

   今天，没来由地在Q群中与同学斗殴了一场，现思起，倒有些弱智。

   上午，有位女同学转了张贴子，比较捞妹与驼地妹的区别（粤语，捞妹泛指省外姑娘，驼地妹一词连我都比较陌生，应是香港方言，指当地姑娘），之后，批捞妹欢喜给人家做二奶破坏了婚姻家庭幸福。我看了这些言论，甚不以为然，立即反驳：这是以偏概全带地域歧视的，好人与坏人是不分省籍的。之后的言辩有多位同学参加，辩论的时间也很长，直到下班各自吃饭去了。

女同学的言论也并不是言之无据，源于她看到了诸多做二奶的多是省外姑娘，这些省外姑娘有的甚至是广州高校的在读大学生，但以此来论断省籍的好坏，却犯了逻辑错误。因为本省做二奶的同样不会是一二人，只是总量上与省外的比较，人口比例当然没有优势而已，根本不值得骄傲，破坏人家幸福之事，当然更不分省内外了。

   曾读过一份严肃刊物关于中国妓女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因为性欲异常的做妓的绝对是凤毛麟角，生活所逼才是绝对的原因。包括古龙笔下的林仙儿、石观音，在我所观阅过的武侠小说中也都是属于极少的异数。而给人家包做二奶的，原因也会是相接近的，与甘心做人情妇的应与所不同。我们不能否认做人家二奶的，是因为好逸恶劳而操卖自己的青春与皮肉，可恶与堕落；而在得到人家感情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的欲望，想得人家的感情与妻子的身份，我倒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值得道德上的批判，所以其因此影响人家的婚姻家庭，固然可恨，也有其合理之处。其可恨只是站在男人或其妻子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是站在二奶的角度上说，就不会是这个看法了。

   而超越了做二奶者可不可恨这件事之外，我感到非常可悲的是，同作为女人的女同学，为什么只是单方面的批判做二奶的，而不批判另一个主角到处包二奶的男人呢？在这个男权的世界，女人要尊严的活着，就需要一点觉悟，而不是在男人的淫威下，自己也落井下石地去为难女人。

   好几年前出差省外，遇到一名云南的女同行。闲聊时，我说起家乡有很多人在云南做烟草生意，之后不知怎么聊到那些人在云南都包了二奶。该女同胞说云南流行一句话：好女不嫁广东郎，意因广东男人是到处拈花惹草、用情不专的坏种。我辩说广东男人在广东本来就好好的，到那里去只因做生意，那里的风气逼着要这样做；她反讥广东男人本来说这样，败坏了那里的风气，还找借口。之后一路与她辨了几天，但最终谁也没说服谁。之后，我也慢慢有一种认识，在男人占强势主导的形势，虽说男女之事是双方互为因果的，但作为弱势的一方，更应值得支持，故在去年初“亿万富翁征婚处女”的讨论中，对男人作了更多的批判。

   而如果再作省籍之争，我倒建议他投靠宝岛的阿扁去，他最喜欢这些言论，而于我看来，简直就是分裂国家。

    写下这个标题，得先说明一下，第二个悲情，我想指的是令悲伤的情景，也即悲剧。

    在写前一篇文章时，自然而然的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首次去北京的情况。或许是小时候看《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或许是因多年来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而出于对当然侵略仇恨的记忆，我到北京后，最出名的故宫、天坛等，都不在我一日匆匆的行程内，而专门跑到圆明园去。到了圆明园后才知道什么叫绝望：进园内，所有景观，已与流花公园、越秀公园等无异，一片喧哗。直到大水法处，得另掏35元买张门票进去，里面只是一片乱石狼藉，毫无保护，游人到处乱行乱摸乱站，门口则还是卡丁车的赛车区，真令我感叹商人游人不知亡国恨。而花35元后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那些残柱子拍了张自认还不错的相片，剩下的是满腹感叹。

    圆明园沦落到如此地步，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对历史古迹保护的态度，我们都愿意花无数个亿去造那些假古迹，就是不舍得甚至不懂得去保护这些真古迹，近日又传浙江将重建圆明园，真让我不明白其意义何在。造成这一态度的，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特别是这些蒙羞的页，我们该是嘻嘻哈哈不当一回事还是惶诚惶恐严肃看待。在我心内，是非常热切地希望能把圆明园建设成为一个国耻纪念公园，让中国近代史无数屈辱惨况，能通过此一一展现给子孙后代看个究竟，让我们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而不是站在祖宗这片蒙羞地上寻欢作乐。但现实的诸多情况，委实令人心痛，即南京出现过的哭墙，居然还是一次商业化操作的闹剧，真让人无话可话。

    说到鸦片战争时的事情，似是太遥远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日本侵华战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又告诉了我们多少真相？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真正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人家瞧不起中国，而在于直至今天，我们也仍未能作为一个超越两个党派、两次政府的完整的中国人的身份去唯物地对待抗日战争，在我们对自己付出的代价都不敢加以承认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承认自己呢？曾经站在衡山忠烈祠前，我又有另一番悲伤的感叹。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全国有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各媒体也做了报道。但一直以来，我都心有存疑：如果不是日本人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我们还会这样重视这个纪念日吗？说实在，如果不是今天看电视，我是不会记住这个重要的日子的；如果做个全国普查，相信答案同样会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太深奥的原因，超出于我研究的能力，但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民族缺乏悲情！

    一提起中华民族，我们总列举着五千年令人骄傲的文明。五千年的文明虽不遥远，且到了今天，我们正处于大国和平崛起的光荣，大家已过着美滋滋的幸福生活，但现代人所面对着的近百年惨烈悲壮的屈辱史，却绝不是可以轻易翻过的一页。我们如果不敢正视这一历史，那是我们对自己无数承受着苦难的祖宗的侮辱，我们不仅无面脸于黄泉下面见祖宗，也无面脸于去教育我们的子孙。所以，自鸦片战争起始的近现代史，一直是我们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我们小学时学、中学时学、大学时学，至现在仍不时在学。

    但现在于我看来，很可惜，这一些，我们都只作革命史来学习，主题彰显的都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故事，而不是一个曾经苦难民族的悲情史。即使是整个民族最处于存亡关头的抗日战争，我们更多得到的是八路军如果英勇杀敌（从《地道战》、《地雷战》等都可以读到，记得儿时所看的这些，有的只是杀死鬼子的快感）。至于为什么要杀敌，似乎是无关紧要，很有一点近日从教新闻评论学的老师学来的一句话“把突发事件当作正常典型来报道”的味道。最离谱的是《把手举起来》，这部把苦作乐的电影居然还被官方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片，我想，如果日本人看，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告中国人虐待日本人，你还想指望它承认南京大屠杀。而现实的济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人体试验、慰安妇等等的惨况，我们去哪里反映？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我们到底是不敢面对，还是不愿面对？

    第一次看到让我触目惊心的是《黑太阳731》，但很可惜，那是英国殖民下的香港所拍的，而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所实施的罪恶，应是拍一万部《黑太阳731》也不能尽书的。而我们甚至也没有一部作品，如《辛特勒的名单》那样，反映灾难下人性的一面，让我们在苦难与仇恨中，看到人性博爱的光辉。

    今天，作为一个本来就充满悲情的日子中，我不应该作这样的冷思考；而这个话题过于宏大，三言片语的逻辑论证很是不严密。但有一点要指出，一个没有悲情的民族，其民族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他必然一面在面对历史时，只会狂热地煽动着仇恨；一面在民族地位得到提升时，狭窄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盲目地膨胀，梦想着复制人家的罪恶史，这些在网上无数的文章都足证明。所以我强调悲情，也只有悲情，才能使我们好好面对曾经的苦难，永远铭记在心头；才会加倍去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拥抱更灿烂的明天。

    真没想到，在这12月中旬的今天能装着一件短袖内衣在家，还额头有汗，广州的暖冬也真暖得有点让人受不了。而说起这汗，还来得真累。看着年假已即将过期作废，趁这几天不太忙，领导集体学习去了，借机会把它消费掉，故争取了今明后3天休息。不过有休息时间并不等于就可以休息，去年因为年终没有休假，结果一直没有时间搞卫生，今年也别指望周六日时间了，必须抓紧时间对家里来一次大扫除。

    不搞卫生时，因为日积月累，看惯了就无所谓脏与净。搞开了卫生，才知道窗台墙角的旮旯有多脏，那厚厚的黑乎乎的尘埃，都足以用铁匙把它铲起来，当然这是长期没有清洗的缘故，但也无可否认，广州委实太脏了，那浓得化不开的阴霾不往家里跑，会到哪里去呢。我俩口子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六点多归家，夜的时间，再贴上周六日都是属小孩，整天围着这校那校转，难得一天空闲时，睡个大懒觉不知有多舒服。这就是我厚颜无耻地解释不搞卫生的原因了。

    今天，干了一天，其实也只不过是洗了下窗、厨房与阳台，没有什么战绩可言，有同事很奇怪我不请清洁公司的钟点工，之前我也请过，只是半天同样也才搞了窗台与玻璃门，差别只是比较我更干净些，但与要完成的工作目标相去甚远，所以只得自己动手，才能尽可能把战场扩大了。

    干活中，倒也禁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突然跳出一句：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这时觉得此语说得甚是有理。神秀当日，因此偈语境界不如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遂使中国的禅宗渐派让位于顿派。但中国的六祖毕竟只有一个，能因偶听《金刚经》即觉悟，而众生毕竟多有如我这般蠢笨，听一万，再读一万遍，还是肉眼凡胎，明日照样鱼肉，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多为自己除除尘，多得一次清净身，更妙些吧。

    一不小心，说到佛法上去了，似是离题千里，但因我看到阳台洗手盆上的香皂，本来自身就是除尘去污之物，对肮脏应已具备有免疫功能了，但多日未用，也被尘埃包裹，令我有此感叹。前日超超同学问我，如果我也乌纱当顶，能否也如今天这样充满批判的激情。我的回答只有一声叹息，当然无法幸免成为我今天自己所批判的人。人在江湖，如果基督问我是否有罪？扪心自视，就算是今日也绝不敢自称清白。如是这样，才让我明白，“时时勤拂试”更具有的实现意义。我们且少谈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先从“时时勤拂试”开始吧。

   昨天读报，觉得很奇怪，央视晚间7：00新闻联播变换了主持人一事，居然上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看来央视真的牛，一点小事也会被扩大成全国的特大新闻，而我也居然很麻木，对这样的新闻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不应该将它当作新闻。后来想想，这应该与我收看新闻的习惯有关吧，每天下班后，都要争取点时间收看亚洲电视台6：00新闻，而一般正常的是收看广州电视台6：30新闻，插播广告期间，补充转看珠江台新闻。至7：00时是看下广州天气的报道，不然就关电视把家里的时空交还给了小孩。说实在，即使有时间继续看下去，也不会转台去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只会挑下央视4台看下国际新闻，或海峡两岸节目，欣赏一下我们如何关爱宝岛，总可感觉下一种“痛打落水狗”十分痛快的味道。至于至关重要的国是发布节目新闻联播，委实勾不起我的兴趣来，如若是批评我不关心国家大事，那也不至于吧，且看我收看的节目，大致也是新闻的内容，极少电视连续剧。真正的原因是，自认升斗小民，诸多高屋建瓴的指示讲话之类，自会有无数公仆打理着，犯不到我们操心吧。所以，即使是其主持人换了一百次，我也可能后知后觉，不以为然。

   近年来，新闻主播人也可以成为新闻的，记忆中是几年前俄罗斯的女主播直播现场进行脱衣表演，令天下全部被我定义为“咸湿”的男人直看得掉下了眼球，而我们也只有叹息无缘大开眼界、一睹风采。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有着崇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国度发生。而这次主播的更换，只不过是让几个主播午间新闻的换到夜间，便即使全是新人，本来也很正常不过的，况且观众十几年看惯了几张老脸孔早也已审美疲劳；再一点，主播不管怎么换，也只是面孔不同，其端庄严肃得令人高山仰止的风格一点也不会变，这让我认为其新闻联播基本可以使用电脑合成的模拟人代替，那张脸谱可以随时随地的更换，不变的是那严肃的状态，根本用不着一点表情，再配一把严肃的声音就足够了。

   写至此，倒让我怀念起亚洲电视台6：00新闻那两张脸孔有些相似的美女主播廖美诗、范伟琪来，她们悄悄地走了，再也没有在荧屏上留下一点光彩，只有电视外的一位老观众，记忆着她们的美丽。